七旬老人祖传土地被征收，手握“证明”却难获分文补偿？基层治理的“证明”困局与“同案不同补”疑云
近日，一位来自江苏淮安、年逾七旬的陆女士，陷入了长达数年的维权困境。她祖辈居住使用了七十多年的近700平方米土地，在2021年的房屋征收项目中，仅获得了地上35.65平方米房屋的置换补偿，而巨额的宅基地与自留地补偿款却“不翼而飞”。更令她不解的是，同村情况相似的村民获得了补偿，唯独她的诉求被一再驳回。这场围绕一张“社区证明”是否有效的拉锯战，不仅拖垮了一位老人的身心，更折射出基层治理中某些令人深思的症结。
一、祖宅换房，近700平米土地征收，倒贴40万地“蒸发”？
陆女士是淮安市淮阴区原营东村的村民。据其所述，其家族在该村拥有一块祖辈传承下来的土地，总面积约700平方米，包括宅基地和自留地。2020年底，因“卫生路和银川路中间地块”项目建设，该区域启动征收。
2021年12月，陆女士与征收部门签订了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》。协议显示，她家被征收的房屋面积仅为35.65平方米。作为产权调换，她获得了一套65.25平方米的安置房，但为此需要向征收部门补交高达42.6万余元的房屋差价。
“房子小，换大房补差价，这个道理我认。”陆女士表示，“但让我想不通的是，我们家那近700平方米的地呢？三家房子只占了很小一部分，剩下的大片土地难道就不算数了吗？”她计算，除去房屋占地，应有约575平方米的土地在征收范围内，而这部分未能获得任何补偿。
二、核心矛盾：一纸“有用”又“无用社区证明，为何”？
为了证明自己对土地的历史使用权，陆女士找到了所在社区的居委会。1998年7月，营东社区居委会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，清楚写明其户“有一块集体划的自留地约700平方米”。
然而，这张在她看来是“铁证”的证明，在征收部门那里却“失效”了。根据淮阴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于2022年9月出具的《处理意见书》，官方认为：“营东社区居委会不是土地管理部门……出具的证明使用面积含糊不清，且不具有登记主体资格。” 同时，因陆女士无法提供“国有土地使用权证”，故其要求对“地大于房”面积进行补偿的诉求，“无政策依据”。
一面是基层自治组织对历史事实的确认，另一面是行政部门对“法定凭证”的刚性要求。陆女士的维权之路，从一开始就卡在了这“证明”的效力之争上。
三、巨大反差：同村缘何“同案不同补”？
让陆女士无法接受的，是极为明显的“区别对待”。她提供了同村及相邻地块多个征收案例作为对比，直指补偿标准执行不一。
她反映，早在2011年，同村村民孙某某在“幸福城小区”地块拆迁中，其“土地大于房屋”部分在无土地证的情况下，获得了每平方米1159元的补偿。2012年，在“移动公司”地块征收中，村民季某某在无土地证的情况下，仅凭约1分2厘土地就安置了6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；另一村民季某某家约500多平方米土地中，有百余平方米无证，但同样按照1159元/平方米的标准获得了补偿，并安置了12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外加近40万元现金。
时间来到2020年，陆女士家所在的“供电局后边”地块（即现“翰文府”小区）启动征收。她表示，同地块的村民田某、孙某某等，在有土地证的情况下，获得了每平方米1600元的补偿。然而，到了她这里，尽管手握社区证明，近700平方米的土地中，除房屋占地外的部分，补偿金额却为零。
陆女士在一次有副区长参与的信访接待中曾听到工作人员解释：“2011年12月31日之前叫拆迁，2012年元月1日之后叫征收，同词不一样。” 这让她更加困惑：“那为什么2012年季某某家还能按2011年之前的拆迁标准补偿？为什么同样的地块、相似的情况，到了我这里，有社区的证明也不行？同样的政策，执行起来为什么有两套标准？”
这种“同案不同补”的鲜明对比，直接指向了征收补偿的公平性与透明度。如果历史形成的、被基层组织认可的土地使用事实，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被“酌情”考虑，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被“严格”排除，那么裁量的尺度和依据究竟是什么？
四、程序空转：四年信访，终点回到“起点”？
自2022年起，陆女士走上了信访维权之路。然而，这个过程更像是在迷宫中打转。
她的信访事项被受理、调查、出具意见，又因不服而重启。2024年6月，淮阴区住建局出具《告知书》，以其“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复查申请”为由，告知信访程序终止。而在另一份2024年8月的文件中，相关部门的最终建议却是：“按照补偿协议约定……通过诉讼途径解决。”
从“信访不予受理”到“建议提起诉讼”，历时近四年的奔波，问题似乎又被抛回给了当事人自己。相关部门在文件中还提及，江苏省政府早在2022年9月就已批复同意将该地块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，并要求依法做好补偿安置。那么，在批复下达近两年后，一位老人的合法土地补偿权益，为何依然悬而未决？
五、沉重的追问：历史事实权益该如何保障？
陆女士的案例并非孤例。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，部分区域尤其是城乡结合部，存在大量因历史原因未办理完善产权手续，但长期、稳定使用土地的情况。当征收来临，这些“历史事实权益”该如何认定和补偿，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。
基层社区开具的证明，本是证实这类历史情况的重要参考。若其证明效力被轻易否定，而又无法提供替代的解决路径，是否意味着这部分群众的权益将陷入“无法自证”的困境？当行政程序陷入“材料不全不受理—证明无效不认可—建议走法律程序”的循环时，百姓维权成本之高，可见一斑。
“我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对待。”年事已高的陆女士仍在坚持。她的诉求很简单：要么，认可社区证明所反映的历史事实，对其被征收的土地予以合理补偿；要么，清楚地解释，为何在相似情形下，政策执行存在如此差异。
这张“证明”的效力之争，不仅关乎一位七旬老人应得的补偿，更考验着基层治理的智慧与温度。如何在坚持政策原则的同时，灵活、妥善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保障每一位群众的合法权益不被“悬空”，是摆在相关部门面前的一道必答题。我们期待，此事能早日得到一个公正、合理、经得起审视的解决方案，让老人不再奔波，让正义不至迟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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